第35章

與此同時，北京乾清宮。

張居正用茶盞蓋子輕輕撇著瓷茶碗中的蜜棗枸杞二米粥，精緻的粥點散髮著淡淡的熱氣，然而張居正的心思完全不在這碗早茶上，他的眼神盯著那面前不久剛剛由游龍商會進貢入宮的華貴落地鏡，亦或者是盯著鏡中另一個位面的自己，若有所思。

張居正面色通紅，長胡及胸，近期他越發覺得自己氣血過旺，卻比以前更加消瘦，他已經是這個年紀了，手上居然在蛻皮，問過名醫，開出來的藥方他吃下去也不見好轉，這絕不是一個健康的好現象。

這裡是乾清宮，即便是貴為內閣首輔的他，也鮮少進入過這裡，乾清宮是皇帝後宮的範圍，一般情況下臣子可是進不來的，今日早朝之後，他被招入乾清宮，想來是有甚麼要緊的事情，而且這件事情跟他本人有關。

張居正如此判斷自然有他的理由，若是甚麼國家大事，早朝上該說的就應該當著群臣的面說了，把自己單獨叫進後宮，想必跟自己有關，而且傳喚自己的太監是司禮監掌印馮保安排的，張居正跟馮保一外一內配合默契，若是馮保認為事情可大可小，來傳喚的小太監就是個稀松平常的後宮太監，若是關乎兩人的大事情，就會專門安排一個馮保的親信，這是張居正和馮保之間的小暗號。

這次來傳喚的，是馮保的親信，這就是馮保給自己傳遞的信號——事情不小，而且是跟你，或者跟我有關。

近期朝中大事小事不斷，萬曆大婚在即，自己身為內閣首輔，萬曆的老師，自然是知曉的，游龍商會進貢的這面華貴而又神奇的落地鏡一下子蓋過了各地上報進貢的祥瑞，甚麼天現彩雲追月，甚麼奇珍異獸，甚麼禾生雙穗，都比不上這枚西夷「進貢」的落地鏡。

想到進貢，張居正心中暗嘆一聲，他心裡很清楚，這等傳國之寶，怎麼可能是那幫自視甚高的洋人「進貢」來的？

那些海外的蠻夷自覺山高皇帝遠，雖談不上不把大明放在眼裡，但是他們心中絕無半點臣服大明這個天國上朝的心思，來者必談貿易，心思全在金銀之上，進貢？

想來是游龍商會用甚麼手段，買了哪個西夷亡國之君的傳家寶，為了討皇家歡心，一番春秋筆法，自然就成了所謂的進貢。

如今的大明已經不是大唐那個時代的世界級強國了，張居正心中當然仍然固執的認為大明可以獨霸天下，可是對比大唐萬國來朝，還有永樂年間鄭和下西洋的勝景，再加之國庫的情況，如今的大明顯然是不如的，大名目前確實負擔不起第二次的「鄭和下西洋」，再加之北方的蠻族蠢蠢欲動，內憂外患的情況下，改革才顯得如此重要。

這面落地鏡讓皇家全體上下高興了好一陣子，萬曆皇帝和李太后更是喜歡，收到鏡子的第二天早朝上就搬上了朝廷的早朝上，讓眾位大臣開了眼界，萬曆皇帝臉上那藏不住的得意，以及得到如此新奇寶貝的興奮，張居正現在還記得，他還帶頭拍馬屁喊道「大明皇威皆傳四海，西夷鎮服叩獻國寶」，現在想起來真是有些滑稽可笑。

大喜的日子將近，平時說點嚴厲的話鞭策一下皇帝也就算了，這種時候掃皇家的興就是純不長腦子，而且自己的「一條鞭法」改革也進入了最關鍵的攻堅階段，即便是昧著良心，馬屁也得拍起來，現在的他正是需要李太后和萬曆帝支持的時候。

他正想著，突然聽見了乾清宮後面傳來了腳步聲，他趕緊端起瓷碗，把碗中的二米粥一飲而盡，這是萬曆皇帝的賜給他的，說甚麼也不能讓萬曆看到這碗粥一動沒動。

年僅十五的萬曆帝在馮保和一眾太監的簇擁之中來到殿上，馮保跟張居正一樣，也已經一把年紀，臉頰雖然肥胖卻已經不怎麼油膩，他在萬曆帝面前表現的俯首帖耳，然而已離開萬曆帝身邊，那種陰冷厚重的後宮執掌者的氣息就會噴湧而出。

萬曆帝今年15歲，規範而又嚴謹的後宮生活讓他的身體養尊處優，然而繁重的學習生活卻讓他的精神很受折磨，這種精神與肉體狀態的錯位讓他呈現出一種極度不協調的精神面貌，但是他終究年輕，這種不協調感被他年輕微胖的面容掩蓋了不少。

他沒有童年生活，在精神分析的角度來講，這個未成年人現在已經患有較重的精神病了，人類與生俱來的攻擊性不能通過童年放肆的玩耍釋放出來，他的攻擊性會積累起來，在長大後尋找出口或者對向自己，在皇權的加持之下，一旦積累的攻擊性得以全面釋放，可能會引起腥風血雨，如果攻擊性朝向自己，那麼就是憂鬱症或者孤僻症，說白了，精神分析師通過分析他的童年可以預言，他未來要麼是暴君，要麼是個自閉症患者。

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個預言是顯然正確的，在未來，他的攻擊性對向了張居正，同時也把攻擊性對準了自己，每天在後宮自閉，連朝都不上了。

張居正下跪行禮，萬曆帝趕忙快步上前：「元輔先生，快免禮！」他恭敬的把張居正扶起來，又把他扶到了椅子上，自己則坐在了皇位上。

萬曆帝對張居正心懷著極其複雜的感情，這位及其善於整治朝綱的首輔大臣，是自己的老師，是自己處理政務的表率，是群臣的領頭羊，與此同時又是他的臣子，又是他的下屬，他對自己忠誠，對自己尊敬，但同時又對自己嚴厲，經常出言批評，教自己如何做一位天下歸心的皇帝。

萬曆帝朱翊鈞看著坐在自己下首的張居正，心裡面想起母親李太后對他的吩咐：把這本佛經和這封折子給元輔先生看看，記住，先給元輔先生看佛經，再給折子，順序千萬不能弄錯。

朱翊鈞現在已經明白了一個道理，君臣關係是執掌這個國家最關鍵，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他明白，有些問題可以請教張居正，有些問題不能，只能跟最親近的皇室家族人員商量，但是他現在還不明白，為甚麼要先給他看佛經，再給他看折子，如此先後順序必有深意，這應該就是母親要教給自己的道理。

張居正照例跟小萬曆討論了早朝的內容，並且對萬曆近期的表現表達了贊賞，然後萬曆馬上就進入了主題，把那本《般若波羅蜜心經》通過馮保之手給到了張居正的手上，張居正的手還沒接觸到書本，僅僅是看著那本方方正正，表皮甚至在泛著光的書籍，就感覺到這本書不是平凡之物，馮保在把書遞給張居正的時候，他肥厚的眼皮以一個詭異的角度挑了起來，他通過一個隱蔽的眼神，給張居正傳遞了警告之意。

張居正莫名的感覺到一種危機感，他接過書本小心翻看，發現居然是佛教原典，而且這本書的材質、工藝、字體、寫作方式、語法全然是自己沒有見識過的，字字之間的空隙一模一樣，紙張之輕薄更是前所未見。

所謂書法風格，就是要全篇全文的字體保持統一風格，但是張居正看著眼前的這本《心經》，這已經不是風格統一與否的問題了，而是細微的差別都無法被找到！

這本《心經》，正是王世貞從陳肇手中得來，進獻給皇家的。

這種關鍵的時刻，這本神奇的佛經通過他不知道的渠道被進獻上來，只意味著一件事，他的對手們已經在行動了。

張居正手捧著這本佛經，眼神已經失去了焦距，他似乎看到了眼前生出了千丈高的荊棘叢，遮天蔽日；腳下則變成了萬丈深的深海，幽深詭異，他甚至看到了未來在烈火中燃燒的大明王朝。

他看向馮保，馮保眼觀鼻鼻觀心，不與他對視。

張居正回過神來，他捋了捋鬍子，謹慎的開口道：「陛下，此物絕非凡物，不知是從何處得來，又是誰獻給陛下的？」

萬曆便解釋說這本《心經》是佛教的原典，一位賢儒從浙江收集而來，獻給了母后。

張居正明白了，他直到萬曆帝正等著他問是誰找到了如此寶物，在強烈的危機感的催使下，張居正的頭腦風暴開始爆發。

君臣之間沈默了十秒鐘不到，張居正開口詢問：「此賢儒是何許人？」

萬曆帝答道：「是王世貞先生。」

張居正瞭然，對接下來要面對的問題有了大概的把握。

隨後，萬曆帝將一本紅批奏折拿了出來，馮保趕緊低頭接過，傳給了張居正，張居正站起身，緩慢而又厚重的躬身向前，伸出正在蛻皮的斑駁雙手接過奏折，這封奏折正是王世貞寫的《心經奏疏》。

這是一本密疏，直接呈到李太后手中，密疏不經過內閣，如果李太后判斷這本密疏可以給內閣，便公開為奏折。

在萬曆朝，黨爭就是通過密疏來進行的，爭國本，三王並封，福王之國，楚宗案，科場案，續妖書案，直到紅丸、移宮、梃擊三大案，包括後面的東林黨與浙黨齊黨等之間的鬥爭，全都是通過密疏來進行的，雙方均使用密疏給皇帝這個第一權力人遞小紙條打擊對手。

現在將這本張居正沒看過的密疏交給他看，意思是非常明顯的——張居正，這是一本攻擊你的密疏，你看看吧，寫奏章的是剛剛立了大功的王世貞。

王世貞在這封折子裡面開門見山的歌頌了萬曆朝鼎盛朝運，說在浙江出土了一本佛教經書原典，我王世貞自覺這是一件大事，立馬收了上來呈給皇上，王世貞在密疏中分析了佛教原典在浙江出土代表的意義，甚至還考據了一番佛教發源於華夏的可能性，在密疏的最後，王世貞卻話鋒一轉，說朝廷中有位重臣「內而養志，以坤道寧靜為教；外而傷備，以陰謀險伏為虞」，暗指張居正是大明文化與經濟復興的阻礙，還影射他專權亂政，意圖不軌！

張居正看完這封密疏之後，總算是明白了萬曆帝，或者是李太后想傳達給自己的意思。

如果想要瞭解張居正目前的境遇，需要稍微解釋一下目前明朝的政治情況。

目前朝中三大權力人物形成的三角平衡已經有所鬆動，萬曆登基之時，朝中表面上最有希望成為最高權力中心的是高拱，高拱是明穆宗，也就是萬曆他爹駕崩時欽點的托孤對象，是張居正的前任，奈何高拱在權力鬥爭上還是比不上張居正+馮保的組合，高拱此時身上疊滿了buff，打壓了徐階（此時高拱眼中的第一對手徐階早已經退休回家了），位居內閣首輔，明穆宗死前拉著他手說「以天下累先生」的托孤對象，在如此之多的有利條件下，高拱對於自己執掌萬曆朝最高權柄信心滿滿，然而攥著一手好牌的他沒弄懂一件事——這件事就是剛剛誕生的萬曆朝裡面，誰是敵人，誰是盟友。

萬曆登基的時候年僅十歲，上到高拱下到百姓，誰都知道萬曆這時候還在「學做皇帝」的階段，真正說了算的是李太后，高拱這時候還忙著打壓太監馮保，寄希望於老朱家完全的依靠內閣，依靠自己，但皇家是不可能完全信任文官團體的，皇家和文臣中間永遠隔著由太監團體組成的司禮監，華夏的帝王體系中，太監團體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也就同時存在太監團體干涉權力結構，分享皇家權力的必然性，這種必然性是不能被制度改革、思想進步、改朝換代所影響的。

當然，有人就提出了異議，自從宦官出現以來，確實不斷的出現宦官專政的情況，但是清朝也有宦官體系，為甚麼沒有出現宦官專政？

清朝的太監勢力是極其弱小的，這不就意味著清朝採取了某種措施，限制了宦官專政嗎？

實際上不是，其實華夏帝制從來都是三元對立的，清朝之前是皇權vs文官vs宦官的結構，皇權主導，並且使用宦官制衡文官，而清朝則有了另一股勢力，清朝的三元結構是皇權vs滿族貴族vs文官，滿族貴族取代了宦官的地位，因此本質上是一樣的。

世界上現存的每一種政體都無法避免一個問題——權力下放與權力鬥爭，這兩者是因果關係，因為存在權力下放，所以一定存在權力鬥爭，權力下放是不可避免的，再強大的中央也無法在當年的生產力條件下（這裡的生產力條件表現在通信、交通、物流、信息處理工具等等幾個方面，那個時代的中央沒有現代通訊手段，無法直接指揮全國各地）進一步集權，如果想完成行之有效的統治，必須把權力下放給文官和地方官員，這就導致，在野文官團體開始形成在野政治勢力，比如明朝末期很具有代表性的東林黨，皇權不能忍受文官團體政治勢力無限膨脹，所以必須引入宦官勢力以達成制衡。

再插一句，其實陳肇興辦學堂完全可以不用請例如劉元卿這樣的大學者，他自己憑借白蓮聖子的威望，辦學在白蓮領地內是水到渠成的，但是為甚麼一定要請一下劉元卿，甚至僅僅是讓劉元卿指派個書院先生應付一下也好？

這就涉及到在明代，書院到底是個甚麼東西。

在現代人看來，書院，不就是學校嘛，學校的功能就是教書育人，哪有甚麼複雜的？

但是明代可不一樣，書院，一方面確實行使學校的功能，另一方面，書院是在野政治勢力的主要活動場所，甚至可以說，書院就是在野政治勢力的象徵，是知識分子聚集，議論朝政，拉幫結派，發表政治見解，影響朝政的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