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婚

但安娜始終見不得光。

她習慣了巴爾維哈的圍牆。習慣了等德米特里的車開進院子才走出房間。習慣了在德米特里有客人的時候很少出去。習慣了他的控制——他替她決定她的人生，她要不要生孩子，她的所有一切。

他不是那種強硬在外面的俄羅斯男人，他的每一點控制，就像蜘蛛網，等你反應過來，你已經粘住了。

她不是沒有掙扎過。但她三十歲了，她已經跑了兩次，兩次都回來了。

她不知道會不會有第三次，如果有，她希望他永遠找不到她。

安娜。

德米特里在叫她。

安娜抬起頭。德米特里站在她旁邊，看著她，眼神很平靜。那裡面沒有逼迫，沒有算計，有一點期待和溫柔。

他站在那裡，等著。

安娜看了他很久。她想起他很多次站在門口看她，像確認她還在不在。她想起他很多次把她的名字寫在支票上，簽給她母親看病。她想起他很多次在她半夜醒來的時候，坐在床邊不說話，等她自己重新睡著。

她分不清這些動作哪一個是愛，哪一個是習慣，哪一個只是佔有。

也許都是。

局長把筆推到她面前。筆是深藍色的金屬外殼，握在手裡有冰涼的溫度。

安娜拿起筆，手指在紙上停著，沒有動。

她想了妮娜。妮娜在學校里總是很驕傲的提起爸爸和媽媽，她甚麼都不知道。妮娜的眼睛是藍色的，和德米特里一樣。頭髮長長的，黑黑的。像春天剛解凍的河水，像我。妮娜笑起來的時候，左邊臉頰有一個很淺的酒窩。

她想了瓦洛佳。瓦洛佳褐色的軟軟的頭髮和德米特里一樣，瓦洛佳現在兩歲了，滿屋子跑，摔倒了也不哭，爬起來繼續跑。瓦洛佳抓她的手指，攥住了就不放，用他綠色的眼睛直直的看著你。

她想了自己。她十九歲到三十歲，十一年。她從一個會逃跑的女孩，變成了一個離不開籠子的女人。

她不是不知道德米特里在做甚麼。她只是不知道，如果她拒絕，她會去哪裡。

安娜放下筆，又拿起來。

她寫下了自己的名字。字寫得有些扭曲，倒不是她不識字，是手指不聽使喚。

德米特里接過了筆，在她的名字旁邊，寫了自己的。

筆尖划過紙面，發出沙沙的聲音。

局長站起身，合上文件夾，從抽屜里取出一枚紅色的印章，蓋在最後一頁上。印章落下去的時候，發出一聲悶響。

德米特里從局長手裡接過一個紅色的文件，打開看了一眼，遞給安娜。

安娜沒有馬上接。她站在那裡，看著那張文件，封面上燙著金色的字。

德米特里把文件放在桌上，靠近她的那一側。

安娜拿起來，翻開第一頁。上面有她的名字，德米特里的名字，還有一行小字：2010年1月1日。

她把文件折起來，放進包里。

德米特里轉身往外走，走到門口的時候停了一下，說：

走吧。

安娜跟在他後面下樓。走廊很窄，黑白地磚踩起來有輕微的回聲。走出鐵門的時候，外面的風比來時更大了，雪被風吹起來打在臉上，像很細的針。

司機把車開到門口。德米特里先上車，坐在裡面。安娜在車門外站了一秒，然後上了車，關上門。

車發動了。街上的雪越下越大，電線桿和路燈一根一根往後退，消失在白茫茫的暮色里。

德米特里坐在旁邊，沒有說話。安娜看著窗外，路邊的雪堆越來越厚，像一座座小小的墓碑，整齊地排在馬路兩側。

她沒有哭。她甚至沒有覺得難過。她只是覺得累，像走了一段很長的路，終於到了一個她早就知道會到的地方。

車拐進巴爾維哈的方向，鐵門緩緩打開又關上。安娜下了車，走進房子。

瓦洛佳聽見她的腳步聲，從客廳跑過來，光著腳踩在地板上，張開手喊著Мама。安娜蹲下來，把他抱起來。他整個人貼在她身上，臉埋在她的頸窩，暖的，沈的。

安娜把他的腿攏在一起，抱著他往樓上走。

包隨著她的步伐，輕輕撞在她的胯骨上，一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