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婚

一月的莫斯科，下午四點天就已經暗了。風從河面上推過來，卷著碎雪往玻璃上撞，發出很細的聲響，像指甲輕輕刮過去。

德米特里走進臥室的時候，安娜正坐在床邊給瓦洛佳的毛衣縫扣子。針穿過去，拉緊，再穿過去。她的手指很穩，動作很熟練，像是做了很多遍。

明天早上八點，陪我出去一趟。

安娜沒有抬頭。她咬斷線頭，把毛衣迭好放在枕邊。

去哪？

辦事。

甚麼事？

德米特里沒有回答。他站在門口，大衣沒有脫，領口散著外頭的寒氣。他看了安娜幾秒，轉身出去了。

安娜坐在床邊，手還放在那件毛衣上。隔壁房間傳來瓦洛佳的聲音——兩歲的孩子正在牙牙學語，發出一些不成詞的音節，中間夾雜著保姆的笑聲。

安娜關了燈，躺下。黑暗裡她睜著眼睛，想那個辦事到底是甚麼意思。

想不出來，翻身睡了，迷迷糊糊間感受到德米特里的味道籠罩住她。

第二天早上，司機把車開到門口的時候，安娜披散著頭髮，已經穿好了大衣，背了一個小小的包。

德米特里坐在後座，看她上車，關上門。司機發動了車子。

德米特里從上車一直握著安娜的手，像是在確認甚麼。雪下了一整夜，路邊的積雪堆得很高，像一堵一堵矮牆。安娜看著窗外，街上的行人裹著大衣低頭走，像一排排移動的灌木。

車拐進一條安靜的街。兩邊是舊式石砌建築，牆面爬滿枯藤，黑的，死的。

車停在一棟三層灰樓前。門口沒有招牌，只有一扇鐵門。

德米特里先下車，繞過來替安娜拉開門。

安娜走進門。暖氣撲面而來，走廊很窄，黑白格子地磚，牆上的石膏線泛了黃。一個穿深色套裙的女人等在那裡，點了點頭，帶她上二樓。

走廊盡頭是一間辦公室。落地窗，窗台上擺著一排橡皮樹，葉子上蒙了一層灰。

然後安娜才看見了。

坐在書桌後面的女人，五十多歲，頭髮輓成了一個髻，深灰色西裝。她看著安娜和德米特里進來，把面前的文件夾推到了桌子正中央。

德米特里走到安娜身邊，說：

坐下。

安娜沒有動。她看著那個女人，又看德米特里，最後目光落在那份文件夾上——深藍色皮面，金色徽章。

過了很久，她說：

這是甚麼？

德米特里沒有說話。

安娜看向那個女人，女人抬起頭，很平靜：

我是這區的婚姻登記負責人。她說，我們可以開始了。

安娜的手指掐進了手心。她感到一陣很鈍的冷，從後頸一路竄到頭頂。

十一年了。

她十九歲那年被德米特里的助理安排住進阿爾巴特街附近那間公寓。那時候她太小了，她習慣了一個人在公寓呆著，習慣了每次被使用後的那種酸痛，習慣了忽略自己的情緒。

她跑的第一次。二十一歲那年，她發現懷孕了。她知道是德米特里換了藥，她知道德米特里不會放了她，她還是跑了，坐飛機轉機去了西班牙，沒想到她能跑出來都是德米特里讓的。

她因為長期精神壓抑導致妮娜早產，她晚上不知道在心裡咒罵過德米特里多少次，但是看到他小心翼翼的照顧著妮娜的時候，又覺得沒甚麼意思。

跑的第二次，一天內接到母親去世和妹妹斷絕關係的電話，很奇怪的，她沒有甚麼波動，反而奇異的有一種被松開的感覺。她去了一個隨機的地方，在哪裡沒人知道她是誰，沒人管她以前是做甚麼的，在哪裡，真的很寧靜。

美夢易碎，她現在也不怎麼想跑了。

不是因為她愛他。是她發現自己已經沒有地方可去了。母親不在了，妹妹不要她，朋友早就斷了聯繫。她唯一還認識的路，是回巴爾維哈的路。

瓦洛佳出生的時候，她已經不想了。兩歲的瓦洛佳現在滿屋子跑，抓著她的裙角要她蹲下來，用一種她聽不懂的幼兒語言跟她說話。她彎腰把他抱起來的時候，他整個人掛在她身上，臉貼在她的頸窩，暖的，沈的，像一塊小石頭壓在她心上。

德米特里沒有讓他遭受過白眼。瓦洛佳的出生證明上填的是德米特里的姓氏，疫苗本上沒有空白。妮娜從小身體不好，他給請了最好的家庭醫生，最好的保姆，最好的幼兒園。他在物質和感情上沒有虧欠過他們任何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