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化時代：我親自給媽媽授孕

我叫陳默。這名字是我媽起的，說這孩子從小話少，悶葫蘆一個，叫陳默最合適。其實我不是話少，我只是不愛跟外頭的人絮叨。跟我媽，我話多得很，多到她有時候拿勺子指著我，說你怎麼比巷口賣豆腐的婆婆還嘮叨。我就笑，說誰讓你是我媽呢。她就拿眼睛剜我，剜完了自己先繃不住，眼角的細紋往上一挑，笑了。

我爸走得早，因為一場沒道理的事故。我對他的印象已經像一張被水泡爛了的舊報紙，字跡暈開，認不真切了。我媽從來不提他，我也默契地不問。日子就是我們兩個人過，鍋碗瓢盆，晨昏交替，過了整整十六年。

那是二十一世紀的第三個十年過半的時候。外頭的世界變了，變得快，變得冷，變得不講私情。少子化像一場無聲的瘟疫，年輕人的生育意願掉進了冰窟窿里，怎麼都打撈不上來。政府先是勸，後來是獎，再後來就只剩下了硬邦邦的條文。那年春天，一紙政令落到千家萬戶育齡女性的頭上——所有適齡未孕女性，必須赴指定醫療機構接受生育能力檢測；合格者，不問意願，統一安排人工授孕。說白了，就是國家替你決定，甚麼時候懷，跟誰懷。